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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世纪以来李白研究的十大热点

发布时间:2015-06-25 10:10:28 浏览次数:853 次 作者:上海作文网

郁贤皓 胡振龙

  李白研究肇始于唐,以后宋元明清各代均有论著,然成果较少,仅有宋杨齐贤、元萧士赟、明胡震亨、清王琦数家注及各种诗话文集中的片断评论。这和宋以来千家注杜的盛况显然无法相比。进入20世纪,李白研究的局面有了改观,70年代后更是硕果累累。因而本文所述详今略古,着眼于争论较多和创获较丰的问题。          

 

一、家世

 

  李白家世的原始记载,见于李白诗文中自叙、李阳冰的《草堂集序》、范传正的《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》。但李白所说和李《序》、范《碑》叙述都有不契合处,从而引起后世种种推测,出现了汉人、胡人、胡化之汉人三说。

1.汉人说

  又有唐宗室说和非宗室说。李白自谓“家本陇西人,先为汉边将”(《赠张相镐二首》其二);说其祖先曾“遭沮渠蒙逊难”(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),即谓凉武昭王暠之子李歆被沮渠蒙逊打      败而死。李《序》、范《碑》均云白为“陇西成纪人,凉武昭王暠九世孙”,这实际上说李白与唐室同宗(李暠为唐高祖李渊七世祖),《新唐书·李白传》、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等从之。而俞平伯(《李白的姓氏籍贯种族的问题》,《文学研究》1957年第2期)、郭沫若(《李白与杜甫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71)等则认为李白的祖先为汉人但非唐宗室。 


2.胡人

  陈寅恪《李太白氏族之疑问》(《清华学报》10卷1期,1935年1月)提出李白之父本为西域胡人,至蜀地才改姓李。詹锳《李白家世考异》(《国文月刊》第24期,1943年10月)也认为“白之家世或本商胡”。   


3.胡化之汉人


  
胡怀琛《李太白的国籍问题》(《逸经》第1期,1936年3月)认为李白的先世曾寓居在呾逻斯城的南面十馀里,是突厥化的中国人。幽谷《李太白—中国人乎?突厥人乎?》(《逸经》第11期,1936年11月)支持此说。   

  李白家世众说纷纭,但对李白先世曾流寓西域、于神龙初潜还蜀地的看法是一致的。   

 

二、出生地   

 

  明人胡应麟曾慨叹:“古今诗人出处,未有如太白之难定者。”(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5)   


1.山东


  
此说盖源于元稹误解杜甫“近来海内为长句,汝与山东李白好”之句意,而在《杜君墓系铭》中径称“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见称”。其后《旧唐书·李白传》、元代辛文房《唐才子传》卷2等遂以讹传讹,以太白为山东人。   


2.蜀中


  
明杨慎《李诗选题辞》引《成都古今记》说:“李白生于(绵州)彰明之青莲乡(今四川江油)。”清王琦、黄锡珪两种《李太白年谱》都采用这种说法。今人郑畅《李白究竟出生在哪里?》(《四川大学学报》1981年第4期)认为李白于神龙元年生于青莲乡,但此说显然与李白的出生年代不符。裴斐《评李白出生碎叶说兼及其籍贯问题》(《江汉论坛》1984年第11期)亦持生于蜀中说,谓李《序》、范《碑》中的“神龙初”为“神功初”之误。   


3.西域


  
李宜琛《李白底籍贯与生地》(《晨报副刊》1926年5月10日)通过对李白生卒年的考证,断定太白不生于四川,而生于西域碎叶,但未说明碎叶的位置。其后,陈寅恪、胡怀琛、幽谷都认为李白生于西域。   


4.中亚碎叶


  
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根据范《碑》,提出李白出生于中亚细亚的碎叶城,其位置在原苏联哈萨克境内的托克马克,并指出李《序》说的条支是区域大专名,碎叶是城镇小专名,碎叶属于条支都督府。这就把李《序》和范《碑》所说统一了起来。郭说影响很大,一时几成定论。


5.其他说法

  20世纪80年代以后又出现几种新说,如李从军谓李白出生于焉耆碎叶,即今新疆境内博斯腾湖畔的库尔勒和焉耆自治县一带(《李白考异录·李白出生地考异》,齐鲁书社,1986)。刘友竹谓生于条支,唐代条支的地望“在今阿富汗中都一带,其治所就是昔之鹤悉那,今之加兹尼”(《李白的出生地是条支》,《社会科学研究》1982年第2期)。钟兴麟则认为李白的出生地碎叶在今哈密附近的三堡(《唐代安西四镇之一的碎叶位置新探》,《新疆大学学报》1986年第3期)。   

 

三、几入长安   

 

  千馀年来,研究者都认为李白到长安只有一次,即玄宗天宝元年(742)秋奉诏入京、供奉翰林,至天宝三载(744)春出金门离开长安。现在两入长安说盛行,尚有人坚持李白一生到长安只有一次。   

  

  稗山在1962年《中华文史论丛》第二辑发表《李白两入长安辨》一文,注意到李白在关中所写诗篇流露出进身无门、彷徨苦闷的思想感情,是天宝初奉诏入京时期不当有的,因而提出李白在开元年间曾到过长安。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肯定其说,并据李白《与韩荆州书》“三十成文章,历抵卿相”、“主公大人,许与气义”等语,以及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中的苏晋卒于开元二十二年(734)之史实,推定首次到长安的时间为开元十八年(730)。郁贤皓于1978年以后陆续发表《李白两入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》等系列文章(《李白丛考》,陕西人民出版社,1982),补充了大量证据。   


  
李从军认为除开元中、天宝初两次入京外,李白还在天宝十一二载间第三次到长安(《李白三入长安考》,《中华文史论丛》1983年第2期)。持此说者还有安旗(《李白三入长安别考》,《人文杂志》1984年第4期)、胥树人(《李白和他的诗歌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4)。     

 

四、重要行踪     

 

1.出蜀年代


  
清以前的各种载籍均未明确李白何年出蜀,清季黄锡珪《李太白年谱》定于开元十四年(726),詹锳《李白诗文系年》(作家出版社,1958)定为开元十三年(725)。郁贤皓《李白出蜀前后事迹考辨》(《苏州大学学报》,1982年第2期)据李白开元十八年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“许相公家见招,妻以孙女,便憩迹于此,至移三霜焉”句,认为李白于开元十五年在安陆成婚,由此按李白行踪向上推算,李白出蜀时间当在开元十二年(724)秋。     


2.在山东窝居地


  
旧说据《旧唐书·李白传》“父为任城尉,因家焉”,认为李白在山东之寓居地为任城(今山东济宁)。 20世纪80年代,安旗至山东实地考察,并查阅了大量方志,撰《李白东鲁寓家地考》(《李白研究》,西北大学出版社,1987),考出李白诗中的“东鲁”、“鲁门”、“沙丘”等地名均指唐兖州治所瑕丘(今山东兖州),而非任城。“尧祠”、“石门”亦在兖州东门外。安说已为学界公认,特别是近年在兖州出土的一块石刻上有“沙丘”名称,更证实了李白诗中的“沙丘”就在兖州。   


3.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


  
前人都以为安史之乱初起时李白一直在宣城。而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据李白《奔亡道中》,提出李白在天宝十四载冬曾回梁园,恰逢安史之乱,于是携宗夫人南奔。郁贤皓《李白选集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)及《安史之乱初期李白行踪新探索》(《文史》55辑)作了进一步考证,从李白《奔亡道中五首》考出李白并非从梁园南奔,而是从沦陷区改换胡装逃出后西奔函谷关。    4.是否到达夜郎


  
李白因从永王磷而被判长流夜郎,但是否到达夜郎历来有争论。宋曾巩《李太白文集后序》谓“至巫山,遇赦得释”。王琦《李太白年谱》、詹锳《李白诗文系年》、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、郁贤皓《李白丛考》等亦持未至说。但清人黎庶昌《拙遵园丛稿》卷四、张澍《续黔书·李白至夜郎辨》等则提出已至说。如黎庶昌释李白诗题“半道承恩放还”云:“半道犹言中间也,盖白本是长流不赦之人,今中间得释。”今人张才良《李白长流夜郎的法律分析》(《李白研究》1990年第2期)认为李白被判为唐律惩治最严厉的三年“加役流”,但至夜郎不久即遇赦,相对于“役三年”来说,是“半道承恩放还”。   

 

五、交游   

 

  8至19世纪,关于李白交游的研究成果散见于元萧士赟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、清王琦《李太白全集》及《年谱》等,但所得不多。20世纪以来,有詹锳《李白诗文系年》、瞿蜕园、朱金城《李白集校注》、郁贤皓《李白丛考》等为代表性著作。其中,《李白丛考》考明李白交游达四十多人,其研究成果已多为学界接受。   


  
其他关于李白交游研究的单篇论文有:耿元瑞《关于李杜交游的几个问题》(《文学遗产增刊》总第13辑)、陈尚君《李白崔令钦交游发隐》(《唐代文学丛考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1997)、刘友竹《李白与李邕关系考》(《中国李白研究》1990年集·上)、许嘉甫《李白交游考录三题》(《中国李白研究》1990年集·下)等。   

 

六、卒年   

 

1.代宗宝应元年(762)说


  
唐李华《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》云:“年六十有二,不偶,赋《临终歌》而卒。”又肃宗至德二载(757),太白作《为宋中丞自荐表》有“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,年五十有七”之句,据此推算,则白生于武后长安元年(701),卒于宝应元年(762)。长期以来,人们一直沿用此说。   


2.代宗广德二年(764)说


  
曾巩《李太白文集后序》称:“以病卒,年六十有四,是时宝应元年也。”李从军《李白考异录·李白卒年辨》谓曾巩所说六十四岁卒是正确的,只是“宝应元年”有误,应为广德二年。张昕、陈建平《<李白卒年辨>存疑》(《唐代文学论丛》总第8辑)否认李从军的看法,认为其论据不足以推翻传统的宝应元年说。     


3.广德元年(763)说


  
此说见于阎琦《李白卒年刍议》(《西北大学学报》1985年第3期)及安旗主编《李白全集编年注释》(巴蜀书社,2000年)。反对此说的论文有杨栩生《李白卒于宝应元年辨》(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89年第4期)、王辉斌《李白卒年新说辨析》(《漳州师院学报》1990年第2期)等。   

 

七、作品真伪   

 

  李白作品在唐代已大量散佚。宋敏求编《李太白文集》在搜辑过程中掺入了一些伪作,鉴别李白作品的真伪也就成为李白研究的重要课题。     


1.诗之辨伪


  
李诗辨伪始于北宋苏轼,他认为《笑歌行》、《悲歌行》、《草书歌行》等篇皆唐末贯休以下诗格,《姑熟十咏》为李赤诗等,然无确据。严羽《沧浪诗话》、萧士赟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及王琦《李太白全集》指出他人诗误入太白集情况,论据充分。明朱谏作《李诗选注》,另把他认为非李白所作的216篇作品编为《李诗辨疑》,多无根据。20世纪的李诗辨伪更具学术性,主要有詹锳《李诗辨伪》(《李白诗论丛》,作家出版社,1957),郁贤皓、尹楚彬《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》(《唐研究》第三卷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97)等。经过古今学者的考辨,现可确定为他人之作误入李集的有:岑参的《送别》(“斗酒渭城边”),王昌龄的《军行》(“骏马新跨白玉鞍”),顾况的《去妇词》(“古来有弃妇”),高适的《观放白鹰》(“寒冬十二月”),玄宗的《谒老君庙》(“先君怀圣德”),晚唐人的《送贺监归四明应制》(“久辞荣禄遂初衣”)等。   


2.词之辨伪


  
李白作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之说分别见于北宋僧文莹《湘山野录》卷上、南宋初邵博《河南邵氏闻见后录》卷19。南宋黄升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盛赞太白《菩萨蛮》、《忆秦娥》二词为“百代词曲之祖”。明胡应麟最早表示怀疑:“予谓太白在当时直以风雅自任,即近体盛行之七言律,鄙不肯为,宁屑事此。且二词虽工丽,而气象衰飒,于太白超然之致,不啻霄壤。藉令真出青莲,必不作如是语。详其意调,绝类温方城辈,盖晚唐人词嫁名太白耳。”(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41《庄岳委谈》卷下)今人詹锳、俞平伯、吴熊和等也否定李白作二词。肯定李白作此二词的学者主要有任二北、夏承焘、唐圭璋等。如唐圭璋、潘君昭认为:“《教坊记》曲名表及敦煌曲中均有此调名,李白在开元、天宝时依调作词完全有可能。”(《论词的起源》,《南京师范学院学报》1978年第1期)         


3.文之辨伪


  
黄锡珪《李太白年谱》从《四六法海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中辑录出李白文三篇,附录于该书之后,谓是新发现。郁贤皓《黄锡珪<李太白年谱>附录三文辨伪》考明此三文非李白所作,而是独孤及之文,并考明《四六法海》和《古今图书集成》致误的原因。         

 

八、《蜀道难》的寓意及写作年代         

 

  《蜀道难》为李白的代表作之一,但关于该诗的寓意及创作年代,历来有不同的解说。         


1.罪严武


  
此说始自唐人,李绰《尚书故实》云:“《蜀道难》,李白罪严武也。”范摅《云溪友议》卷上也说:“严武拥旄西蜀,……李太白为《蜀道难》,乃为房(琯)、杜(甫)危之也。”         


2.讽玄宗入蜀


  
萧士赟《分类补注李太白诗》卷3、沈德潜《唐诗别裁》卷5持此说。俞平伯《<蜀道难>说》(《文学研究集刊》第5册,1957年5月)也认为此说最可信。         


3.即事成篇



    胡震亨《李诗通》卷4云:“白蜀人,自为蜀咏耳。”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26亦说:“李白《蜀道难作,当在开元、天宝间。时人共言锦城之乐,而不知畏途之险,异地之虞。即事成篇,别无寓意。”          


4.送友人入蜀


  
詹锳《李白诗文系年》谓送友人王炎入蜀作,王运熙《谈李白的<蜀道难>》(《光明日报》1957年2月17日)也认为是李白在长安送友人入蜀之作,采用乐府旧题,描绘蜀地道路艰      难、环境险恶,希望友人不要久留蜀地。         


5.寓功业难成


  
郁贤皓《李白丛考·李白两人长安及有关交游考辨》认为作于初入长安时,指出唐人已认为此诗寓有功业难成之意。安旗《<蜀道难>新探》(《西北大学学报》1980年第4期)等文章认为是以蜀道艰险寄托对仕途坎坷、现实黑暗的愤恨。   

 

九、是否反映盛唐气象     

 

  20世纪50年代,林庚《诗人李白》(《光明日报》1954年10月17日)一文提出李白诗歌是盛唐气象的代表,“没有李白,我们今天对于盛唐高潮的认识就要减低,没有李白,盛唐的高潮就要为之减色”。又在《盛唐气象》(《北京大学学报》1958年第2期)一文中认为盛唐气象的本质是“蓬勃的朝气,青春的旋律”,是一种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时代性格。此后,李泽厚《盛唐之音》(《文艺理论研究》1981年第1期)更明确提出“盛唐之音在诗歌上的顶峰当然应推李白,无论从内容或形式都如此”。裴斐则不同意上述说法,他认为李白诗歌贯穿着怀才不遇与人生若梦这样两个基本主题,其感情基调不是乐观、少年解放、青春奋发,而是忧郁和愤怒(《谈李白的诗歌》上、下,《光明日报》1955年11月13日、20日);又在《唐代历史转折时期的李杜及其诗歌》(《文学遗产》1982年第2期)及《盛唐之音再质疑》(《光明日报》1982年11月23日)二文中指出李白创作反映的不是盛世,而是一个危机四伏和充满灾难的时代。

   

  现在,多数学者认为李白诗歌反映了盛唐气象。如罗宗强《李杜论略》(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1981),袁行霈《李白诗歌与盛唐文化》(《文学遗产》1986年第1期)分别指出李白身上鲜明地体现了盛唐的时代精神,是盛唐文化的代表,李白的魅力就是盛唐的魅力。   

 

十、李杜优劣论    

 

1.杜优李劣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元稹在《杜君墓系铭并序》中说杜甫的长篇排律远优于太白诗。宋苏辙承其说进一步对李白加以贬抑:“李白诗类其为人,骏发豪放,华而不实,好事喜名,不知义理之所在也。……杜甫有好义之心,白所不及也。”(《诗病五事》,《栾城集》卷8)   


2.李优杜劣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
  欧阳修《李杜优劣论》说李白“天才自放,非甫可到也”。明祝允明作《罪知录》,论唐人诗尊太白为冠,而力斥子美,总评杜诗曰“外道”(王士禛《带经堂诗话》卷2)。郭沫若著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,竭力贬抑杜甫,将扬李抑杜倾向发展到极致。   


3.李杜正不当优劣


  
韩愈《调张籍》诗云: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。不知群儿愚,那用故谤伤。”严羽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:“李杜二公,正不当优劣。李白有一二妙处,子美不能道;子美有一二妙处,太白不能作。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,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。”明李东阳也认为“二公齐名并价,莫可轩轾”(《怀麓堂集·杂记》卷10)。20世纪80年代后,学术界比较李杜多着眼于客观分析,罗宗强《李杜论略》全面地比较了李杜二人政治思想、生活理想、文学思想、创作方法、艺术风格等方面的异同,持论中肯。 

 
   
以上简单回顾了李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及所取得的成就。我们相信,通过后继者的不懈探求,21世纪的李白研究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就。集李白句抱柱楹联,赵朴初书(鎏金)。

 
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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